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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伊丽莎白·吉尔伯特,何佩桦译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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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祈祷，恋爱试读：

在印度旅游的时候——尤其在圣地和道场游览之时——你会看见许多人脖子上戴着念珠。而你也能看见许多老照片里的赤裸、瘦削、令人望而生畏的瑜伽士（或有时甚至是肥胖、和蔼可亲、容光焕发的瑜伽士）也戴着念珠。这些珠串称为“念诵謦（japamala）”。数个世纪以来，这些珠串在印度被用来协助印度教徒与佛教徒禅坐默祷时保持心神集中。一手握着念珠，用手指一圈圈捻弄——每复诵一次咒语，即触摸一颗珠子。中世纪的传教士向东方推进时，目睹人们手持这些“念诵謦”祈祷，颇为赞赏，于是把这个构想带回欧洲，成为玫瑰经念珠。传统的“念诵謦”串有一百零八颗珠子。在东方哲学家的秘教圈子里，认为“一〇八”是最吉祥的数字，这三位数是三的完美倍数，其组成部分加起来等于九，而九又是三的三倍。而“三”这个数字，自然代表了至高平衡，只要研读过三位一体或见过高脚凳的人，都深明其理。由于本书写的是我为追求平衡所做的种种努力，因此我决定赋予它以“念诵謦”的结构，将我的告白分为一百零八个故事（或珠子）。串联而成的这一百零八则故事，又分成三个段落：意大利、印度与印尼——即我在这一年追寻自我期间所造访的三个国家。这样的划分，意味着每个段落有三十六个故事，就个人层面而言很得我心，因为我正是在三十六岁时写下了这些文字。

趁我还没有开始深入讨论数字学这个主题，容我下个总结：将这些故事以“念诵謦”的结构串联起来，这个想法也颇让我开心，因为这显得很有组织性。真正的心灵探索，往往致力于建立系统化的原则。追求“真理”，并非某种在场人士皆可参加的愚蠢竞赛，甚至在这种人人都可以参与点儿什么的伟大时代也不是。身为探索者与写作者，我发现尽可能抓稳珠子不无助益，这让我的注意力得以更为集中于我想达成的目标。

每一串“念诵謦”都有一颗特殊、额外的珠子——第一〇九颗珠子——悬荡在第一〇八颗珠子串成的平衡的圆圈外头，像一个缀饰。我以为这第一〇九颗珠子是为了应急备用，就像漂亮毛衣的备用纽扣，或是皇家幼子，但它显然是有一种更为崇高的目的。

当你的手指在祈祷时接触到了这颗特殊的珠子，你应当暂停专注凝神的禅坐，而感谢你的老师们。因此，在本书开始之前，我在自己的第一〇九颗珠子这里暂停了一会儿。我向我所有的老师致谢，他们以各种奇特的方式出现在我这一年的生命之中。

我特别感谢我的印度导师，她是慈悲的化身，宽大地容许我在她的印度道场中学习。我也要借此机会说明，我所描述的印度经验，纯粹出自个人观点，而非以理论学家或者任何人的官方发言人的身份发言。因此我在本书中将不提及导师的名字——因为我无法为她代言。其实来自她的教诲言语，本身就是最佳代言。我也不打算透露她的道场名称与地点，这是为了让这所学校免于它不感兴趣、亦无力掌控的机构宣传事宜。

最后我要感谢的是，本书从头到尾零散出现的那些人物，因为种种原因，都非以原名示人。而我也决定更改我在道场遇见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印度人还是西方人的名字。这是为了尊重多数人之所以从事心灵朝圣，并不是为了往后成为书中人物之故（当然，除非他们是我）。关于这项我自己制定的匿名政策，只有一个例外。来自得州的理查德的确名叫理查德，也的确来自得州。我想要采用他的真名，因为他是我在印度生活期间遇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人。

最后，当我询问理查德能否让我在书中提及他从前吸毒、酗酒的往事时，他说有何不可。他说：“反正，我一直在想方设法如何告诉大家这件事。”

不过，首先让我们从意大利开始吧……意大利『像吃东西那样说出来』三十六则追求享乐的故事1

但愿乔凡尼可以吻1、

哦，不过有太多原因表明，这是个恐怖的念头。首先，乔凡尼比我小十岁，而且，和大多数二十来岁的意大利男人一样，他仍和妈妈住在一起。单凭这些事情，他就不是个恰当的恋人人选。尤其因为我是一位三十岁过半的美国职业女性，在刚刚经历失败的婚姻和没完没了的惨烈离婚过程后，紧接着又来了一场以心碎告终的炽热恋情。这双重打击使我感到悲伤脆弱，觉得自己有七千岁了。纯粹出于原则问题，我不想把自己这样一团糟的可怜老女人，强加于清白可爱的乔凡尼身上。更别说我这种年纪的女人已经会开始质疑，失去了一个褐色眼睛的年轻美男子，最明智的遗忘方式是否就是马上邀请下一个上床呢？这就是我已独处数月的理由。事实上，这正是我决定这一整年都过独身生活的原因。

机敏的观察者或许要问：“那你为什么要来意大利？”

我只能回答——尤其隔着桌子注视着俊俏的乔凡尼——“问得好”。

乔凡尼是我的“语伴”。这词听来颇具影射意味，可惜不然。它真正的意思是，我们每个礼拜在罗马此地见几个晚上的面，练习对方的语言。我们先以意大利语交谈，他迁就我；而后我们以英语交谈，我迁就他。我在抵达罗马几个礼拜后找到乔凡尼，多亏皮亚扎-巴巴里尼广场的一家大网吧，就在吹海螺的性感男人鱼雕像喷泉对街。他（这指的是乔凡尼，而不是男人鱼）在布告板上贴了张传单，说有个操意大利母语的人想找以英文为母语的人练习语言会话。在他的启事旁边有另一张传单，上面是相同的寻人请求，逐字逐句、连打印字体都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联络资料。一张传单列出某某乔凡尼的电邮地址，而另一张则介绍了某个叫达里奥的人。不过两人的住家电话都是一样的。

运用敏锐的直觉力，我同时寄给两人一封电子邮件，用意大利语问道：“敢情你们是兄弟？”

乔凡尼回复了一句相当挑逗的话：“更好咧。是双胞胎。”

是啊，好得多。结果我见到的是两位身材高大、肤色浅黑、相貌英俊的二十五岁同卵双胞胎，他们水汪汪的意大利褐眼使我全身瘫软。亲眼见到两名大男孩后，我开始盘算是否应该调整一下今年过独身生活的规定。比方说，或许我该全然保持独身，除了留着一对帅气的二十五岁意大利双胞胎当情人。这有点像我一个吃素的朋友只吃腌肉。然而……我已经开始给《阁楼》杂志写起信来：

在罗马咖啡馆摇曳的烛影下，无法分辨谁的手在抚摸——

但是，不行。

不行，不行。

我停止了自己的幻想。这可不是我追求浪漫的时刻，这会让已然纷乱不堪的生活更加复杂（会像白日跟着黑夜而来一般）。此刻我要寻找的治疗与平静只来自于孤独。

反正，十一月中旬的此时，害羞好学的乔凡尼已和我成为好友。至于达里奥——在两兄弟中较为狂野新潮的那一个——已被我介绍给我那迷人的瑞典女友苏菲，至于他们俩如何共享他们的罗马之夜，可完全是另一种“语伴交流”了。但乔凡尼和我，我们仅止于说话而已。好吧，我们除了说话，还吃东西。我们吃吃说说，已度过好几个愉快的星期，共同分享比萨以及友善的文法纠正。而今天也不例外，这是一个由新成语和新鲜奶酪所构成的愉快夜晚。

午夜此时，雾气弥漫，乔凡尼陪我走回我住的公寓。我们穿过罗马的僻静街巷，这些小巷迂回绕过古老的建筑，犹如小溪流蜿蜒绕过幽暗的柏树丛。此刻我们来到我的住处门口。我们面对面，他温暖地拥抱我一下。这有改进，头几个礼拜，他只跟我握手。我想我如果在意大利再多待三年，他可能真有吻我的动力。另一方面，他大可现在吻我，今晚，就在门口这儿……还有机会……我是说，我们在这般的月光下贴近彼此的身体……当然，那会是个可怕的错误……但他现在仍大有可能这么做……他也许会低下头来……然后……接着……什么也没发生。

他从拥抱中分开来。“晚安，亲爱的小莉。”他用英语说。“晚安，亲爱的。”我回道。

我独自走上四楼公寓。我独自走进我的小斗室，关上身后的门。又一个孤零零的就寝时间，又一个罗马的漫漫长夜，床上除了一叠意大利成语手册和词典之外，没有别人，也没有别的东西。

我独自一人，孤孤单单，孤独无偶。

领会到这个事实的我放下提包，跪下来，额头磕在地板上。我热忱地对上苍献上感谢的祷告。

先念英语祷告。

再念意大利语祷告。

接着——为使人信服起见——念梵语。2

既已跪在地上祈祷，就让我保持这个姿势，回溯到三年前，整个故事开始的时刻——那时的我也像现在一样跪在地上祈祷。

然而在三年前的场景中，一切大不相同。当时的我不在罗马，而是在纽约郊区那栋跟我先生才买下不久的大房子二楼的浴室里。寒冷的十一月，凌晨三点。我先生睡在我们的床上，我躲在浴室内。大约持续了四十七个晚上，就像之前的那些夜晚，我在啜泣。痛苦的呜咽使得一汪眼泪、鼻涕在我眼前的浴室地板上蔓延开来，形成一小摊羞愧、恐惧、困惑与哀伤的湖水。

我不想再待在婚姻中。

我拼命让自己漠视此事，然而实情却不断地向我逼来。

我不想再待在婚姻中。我不想住在这栋大房子里。我不想生孩子。

但是照说我应当想生孩子的。我三十一岁。我先生和我——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已有八年，结婚已有六年——一生的共同期望是，在过了“老态龙钟”的三十岁后，我愿意定下心来养儿育女。我们双方都预料，到时候我会开始厌倦旅行，乐于住在一个忙碌的大家庭里，家里塞满孩子和自制拼被，后院有花园，炉子上炖着一锅温馨的食物。（这一幅图画是对我母亲的准确写照，是一个生动的指向标：它指出要在我自己和抚养我的女强人之间作出区分，而这对我而言是多么困难。）然而我震惊地发现，自己一点都不想要这些东西。反而，在我的二十几岁年代要走入尾声，将面临死刑般的“三十”大限时，我发现自己并不想怀孕。我一直等着想生孩子，却没有发生。相信我，我知道想要一样东西的感觉，我深知渴望是什么感受。但我感受不到。再说，我不断想起我姐姐在哺育第一胎时告诉过我的话：“生小孩就像在你脸上刺青，做之前一定得确定你想这么做。”

但现在我怎能挽回？一切都已定案。照说这就是那一年。事实上，我们尝试怀孕已有好几个月，然而什么事也没发生（除了——像是对怀孕的反讽——我经历了因为心理因素产生的害喜，每天都神经质地把早餐吐出来）。每个月“大姨妈”来的时候，我都在浴室里暗自低语：谢天谢地，谢天谢地，让我多活一个月……

我试图说服自己这很正常。我推断，每个女人在尝试怀孕的时候，都一定有过这样的感受。（我用的词是“情绪矛盾”，避免使用更精确的描述：“充满恐惧”。）我试着安慰自己说，我的心情没啥异常，尽管全部证据都与此相反——比方上周巧遇的一个朋友，在花了两年时间，散尽大把钞票接受人工受孕，刚发现自己第一次怀孕后，她欣喜若狂地告诉我，她始终梦想成为人母。她承认自己多年来暗自买婴儿衣服藏在床底下，免得被丈夫发现。她脸上的喜悦我看得出来，那正是去年春天在我脸上绽放的那种喜悦：那一天，我得知我服务的杂志社即将派我去新西兰写一篇有关寻找巨型鱿鱼的文章。我心想：“等到我对生孩子的感觉像要去新西兰找巨型鱿鱼一样欣喜若狂的时候，我才生小孩。 ”

我不想再待在婚姻中。

白天的时候，我拒绝想及这个念头，但到了夜幕降临，这念头却又啃噬着1、好一场灾难。我怎么如此浑蛋，深入婚姻，却又决定放弃？我们在一年前才买下这栋房子。我难道不想要这栋美丽的房子吗？我难道不爱它吗？那我现在为何每晚在门厅间出没时，都号叫得有如疯妇？我难道不对我们所积累的一切——哈得孙谷的名居、曼哈顿的公寓、八条电话线、朋友、野餐、派对、周末漫步于我们选择的大型超市的过道、刷卡购买更多家居用品而感到自豪吗？我主动参与到创造这种生活的每时每刻当中——那为什么我觉得这一切根本就不像我？为什么我觉得不胜重担，再也无法忍受负担家计、理家、亲友往来、遛狗、做贤妻良母，甚至在偷闲时刻写作？

我不想再待在婚姻中。

我先生在另一个房间里，睡在我们的床上。我爱他，却又受不了他。我不能叫醒他要他分担我的痛苦——那有什么意义？几个月来，他见我陷于崩溃，眼看我的行为有如疯妇（我俩对此用词意见一致），我只是让他疲惫不堪。我们两人都知道“我出了问题”，而他已渐渐失去耐心。我们吵架、哭喊，我们感到厌倦，那是只有婚姻陷入破裂的夫妇才能感受到的厌倦。我们的眼神有如难民。

我之所以不想再做这个男人的妻子，涉及种种私人、伤心的原因，难以在此分享。我们的困境绝大部分是我的问题，但也很大程度和他有关。这并不奇怪，毕竟婚姻中总是存在两个人——两张票，两个意见，两种相互矛盾的决定、欲求与限制。然而，在我的书中探讨他的问题并不妥当，我也不指望任何人相信我能公正无私地报道我们的故事，因此在此略过讲述我们失败婚姻的前因。我也不愿在此讨论我真的曾经想继续做他的妻子、他种种的好、我为何爱他而嫁给他、为何无法想象没有他的生活等一切的原因。我不想打开这些话题。让我们这么说吧，这天晚上，他仍是我的灯塔，也同时是我的包袱。不离开比离开更难以想象，离开比不离开更不可能。我不想毁了任何东西或任何人，我只想从后门悄悄溜走，不惹出任何麻烦或导致任何后果，毫不停歇地奔向世界的尽头。

这部分的故事并不快乐，我明白。但我之所以在此分享，是因为在浴室地板上即将发生的事将永久地改变我的生命进程——几乎就像一颗行星毫无来由地在太空中猝然翻转这类天文大事一般，其熔心变动、两极迁移、形状大幅变形，使整个行星突然变成长方形，不再是球形。就像这样。

发生的事情是：我开始祈祷。

你知道——就是向神祷告那样。3

这对我来说可是头一遭。既然我首次把“神”这个沉重的字眼引进本书，既然这个字眼将在本书中重复出现多次，请容我在此停顿片刻，原原本本地解说我提及这个字眼时意指为何，以便让大家能立刻决定自己会被触怒的程度。

把神是否存在的论点留待稍后（不，我有个更好的主意：干脆跳过这一点），容我先行说明使用“神”这个字的原因，而我原本是可以使用“耶和华”“阿拉”“湿婆”“梵天”“毗湿奴”或“宙斯”等这些名称的。或者我可以把神称为“那东西”，在古梵语经文中正是如此称呼的，而我认为这很接近自己时而体验到的那种无所不包、不可名状的实体。然而“那东西”这个称呼让我觉得没有人味，像一种非人的东西。就我个人而言，我是无法对一个“东西”祈祷的。我需要一个确切的名称，以便能完全感觉到一种随侍在侧、属人的气质。同理，在我祈祷时，祷词的对象并非“宇宙”“太虚”“原力”“至高者”“全灵”“造物主”“灵光”“大能”，或选自诺斯替教福音书中的、我认为最富诗意的神名：“峰回路转的阴影”。

我并不反对使用这些词。我觉得它们一律平等，因为它们既适用、亦不适用于描述无可名状的东西。不过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功能性的名称来指称这无可名状之对象。而“神”这个名称，让我觉得最温暖，于是我用它。我也得承认，基本上我把神称作“他”，这对我并不费事，在我脑海里，这只是一种方便的个人化代词，并非某种确切的解剖学描述或革命的理由。当然，若有人把神称作“她”，我也不介意，我能了解想这么称呼的冲动。我还是要说，这两者对我来说都是平等的词，既恰当，也不恰当。不过，我认为两个代词大写是不错的表示，是对神的存在略表敬意的方式。

就文化上而言，虽然并非从神学上来说，我是基督徒。我生为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的新教教徒。我虽爱着名叫耶稣的和平良师，虽然我也保留了在身处困境之时自问他能做什么的权利，但我却无法忍受基督教的既定规则，坚称基督是通往神的“唯一”途径。因此严格说来，我不能自称基督徒。我认识的大部分基督徒都大方豁达地接受我这种感受。不过我认识的这些大部分基督徒，他们关于神的说法也并不严格。对于那些说法（和想法）严格的人，我只能对自己造成的任何情感方面的伤害表示遗憾，并请求他们的原谅。

通常，我响应每一种宗教的超然神秘仪式。只要哪个人说神不住在教条的经文中或遥远的天边宝座上，而是与我们比邻而居，比我们想象中更接近，在我们的心中生息，向来都令我屏息热切响应。我深深感激那些曾经停靠在那颗心旁，而后返回世界，向我们报告神是“至爱体验”的所有人士。在世界上的一切宗教传统中，向来有抱持神秘主义的圣徒与仙人，他们所报道的正是这种体验。不幸的是，他们许多人的下场是被捕、丧命，然而我仍认为他们很了不起。

最终，我对神的信念很简单。类似这样——我养过一条大狗，它来自动物收容所，它是十个品种的混种，但似乎遗传到每个品种的最佳特点。它是棕狗。每逢有人问我“它是哪种狗”的时候，我总是给出一样的回答：“它是只棕狗。 ”同样的，当有人问我“你信哪种神”时，我的回答很简单：“我信仰至高无上的神。”4

当然，从在浴室地板上首次直接与神说话的那晚以来，我有许多时间可以阐明我对神的想法，尽管在那黑暗的十一月危机期间，我并无兴趣探明我的神学看法。我只想拯救我的生活。我终于留意到，我似乎已经来到某种无可救药、危及生命的绝望状态之中。我想到，处在此种状态下的人，有时会尝试向神求援。我想我曾在什么书中读过这样的例子。

在我喘息的呜咽中，我跟神的对话类似这样：“嘿，神啊。您好吗？我是小莉。很高兴认识您。”

没错——我和造物者打招呼，就好像在鸡尾酒派对上刚刚经人介绍认识。我们总是从我们这一生学会的事情开始做起，而我向来在一段关系开始的时候这么跟人说话。事实上，我尽量克制自己不说：“我一直很喜欢您的作品……”“很抱歉这么晚打扰您，”我继续说道，“但我面临严重的麻烦。对不起，我从前没直接跟您说过话，但我希望我对您赐予我的一切，可以一直表达万分感激之意。”

这样的想法使我呜咽得更厉害。神耐心地等待我恢复镇定。我振作起来，继续说下去：“您知道，我不是祈祷的能手。但能不能请您帮个忙？我非常需要协助。我束手无策。我需要答案。请告诉我如何是好。请告诉我如何是好。请告诉我如何是好……”

于是祷告词缩减至简单的一句——“请告诉我如何是好”——一遍又一遍。我不晓得自己求了多少次。我只晓得我像请命般乞求，始终哭个不停。

一直到，突然间，我停止哭泣。

突然间，我发现我不再哭了。事实上，我在呜咽当口上停止哭泣，我内心的痛苦完全被抽空。我从地板上抬起头，惊讶地坐了起来，心想此刻能否看见带走哭泣的伟大神灵。可我却没看到任何人，只有我独自一人，但也不全然是独自一人。我的四周围绕着某种我只能称为一小块寂静的东西——此种寂静十分罕见，我不由屏住呼吸，以免吓跑它。我一动也不动。我不知道自己何时曾感受过此种寂静。

而后我听见一个声音。别慌——不是好莱坞老片中的那种磁性男声，也不是那种叫我在后院建棒球场的声音。那只是我自己的声音，从自己内心发出的声音，是我过去未曾听过的自己的声音。那是我的声音，可听起来却很明智、平静、悲天悯人。倘若我在生命中曾体验过爱与坚定，听起来正是这种声音。该如何描述那声音所流露的温暖之爱呢？它赐予我的答案，永久地决定了我对神的信仰。

这声音说：回床上去，小莉。

我叹了口气。

我立刻明白，这是唯一可做的事情。我不会接受其他任何答案。我不会信任任何一副声如洪钟的嗓音说：“你得跟你先生离婚！”或“你不能跟你先生离婚！”因为，那并非真正的智慧。真正的智慧，无论何时只提供唯一可能的答案，而那天晚上，回床上去是唯一可能的答案。回床上去，无所不知的内在声音说道，因为你无须在十一月某个周四的凌晨三点立即获知最后的答案。回床上去，因为我爱你。回床上去，因为你现在只需要休息，好好照顾自己，直到你得知答案。回床上去，以便风暴来袭时，你有足够的力量去应付。而风暴即将来袭，亲爱的。马上就要来袭，但不是今晚。因此：

回床上去，小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段小插曲的种种，都标示出典型的基督教皈依体验——灵魂的黑暗之夜、求援、回应的声音、脱胎换骨的感觉。但我不想说这是一次宗教皈依，这不是通过传统方式获得的重生或拯救。我把那天晚上发生的事称作宗教“交谈”的开始，它开启了一段开放式、探索性的对话，而这终将带领我靠近神灵。5

倘若有办法知道情况会比变得更糟还要糟上许多倍的话，我无法肯定那天晚上我会睡得怎么样。然而在七个艰苦的月份过后，我确实离开了我先生。我最后下这个决定时，以为最坏的景况已经过去，然而这只表明我对离婚所知甚少。《纽约客》杂志曾刊载过一幅漫画。两个女人在讲话，其中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若真想了解一个人，就得跟他离婚。”当然，我的经验正好相反。我会说，你若想“停止”了解一个人，就得跟他或她离婚。因为这正是我跟我先生之间的情况。我相信我们彼此都惊恐地发现，我们从世界上最了解彼此的两个人，迅速成为史上最不理解对方的一对陌生人。在这种陌生感的底层，存在着一个糟透了的事实。我们两人都在做对方意想不到的事情：他做梦也没想过我会真的离开他，而我也从未料想过他会如此刁难我，不让我走。

我确信当我离开我先生的时候，我们能够在几个小时内用计算器、一些判断力，以及面对我们曾经爱过的人所表现的诚意来解决实际事务。我最初提议卖了房子，平分所有财产，我从没想过以其他方式解决。他觉得这个提议不公平。于是我更进一步，甚至建议一种不同的平分方式：财产归他，过错归我，如何？但即使这样的提议，亦未能达成和解。如今我手足无措。想想看，一切都已交付出去，该如何继续谈判？如今我无能为力，只能等候他的回复。离他而去的罪恶感阻止我考虑保留过去十年内所赚得的任何一分钱。此外，新发现的心灵信仰也使我不愿让我们彼此作战。因此我的立场是——我既不抵抗他，也不去攻击他。很长一段时间，我完全不听从所有关心我的人的劝告，甚至抗拒找律师商量，因为我甚至认为这是一种交锋之举。我想和甘地一样和平地解决这一切，我想当曼德拉。可我当时却没意识到，甘地和曼德拉都是律师。

几个月过去了，我的生活悬而未决，等待解脱，等待知道自己的刑期。我们已经分居（他已搬进我们在曼哈顿的公寓），却未解决任何事情。账单成堆，事业耽误，房子破败不堪；我先生的沉默，只有在偶尔联系中提醒我是个可耻的混账时，才被打破。

而后大卫出现了。

那几个难堪的离婚年头，因为大卫——我在告别婚姻之时爱上的家伙——的出现而更节外生枝，倍增创伤。我是不是说我“爱上”了大卫？我要说的是，我钻出婚姻，一头钻入大卫怀里，就像卡通片里的马戏团演员一样，从高台跳下，钻入一小杯水里，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缠紧大卫以摆脱婚姻，仿佛他是撤出西贡的最后一架直升机。我把自己所有的救赎和幸福都投注在大卫身上。是的，我确实爱他。但如果我能想到比“绝望”更强烈的字眼描述我对大卫的爱的话，我一定会用在此处，而绝望的爱向来艰难无比。

我离开我先生之后，立即搬去和大卫住。他一直是个漂亮的年轻人，他生在纽约，一个演员兼作家，一双水汪汪的意大利褐眼（我是不是已经提过这件事？）令我全身瘫软。他机智，独立，吃素，满口粗话，充满灵性，还那么诱人。他是一个来自纽约郊区的反叛诗人兼瑜伽信徒，神一样的性感游击手，大过于生活，大过于一切。至少这曾是我眼中的他。我的好友苏珊第一次听我谈及他时，看了看我脸上高烧一样的红晕，对我说：“天啊，姑娘，你麻烦大了。”

大卫和我的相识，是因为他在根据我的短篇小说改编的戏剧中担任演员。他扮演我捏造出来的角色，这似乎说明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绝望的爱情不总是如此吗？在绝望的爱中，我们总是捏造伴侣的角色性格，要求他们满足我们的需要。而在他们拒演我们一开始创造的角色时，我们便深受打击。

然而，我们在头几个月里一起度过了多么美妙的时光啊！那时他仍是我的浪漫英雄，我仍是他成真的美梦，我从未想象过能够如此兴奋与协调。我们创造只属于我们的语言；我们出游，我们上山下海，计划一同到全世界旅行；我们在监理所一同排队的时候，比度蜜月的大多数佳偶更快乐；我们为了不分你我而为彼此取相同的绰号；我们一起设定目标、立誓、承诺、做晚餐；他念书给我听，而且——他洗我的衣服。（头一次发生这事时，我打电话给苏珊，惊奇地报告这项奇迹，就像我刚才看见骆驼打公共电话。我说：“刚才有个男人洗我的衣服！他甚至手洗我的内衣！”而苏珊又说了一次：“天啊，姑娘，你麻烦大了。”）

小莉和大卫的第一个夏天，看起来就像每一部浪漫电影中坠入爱河的蒙太奇，从海滩戏水，到携手跑过黄昏时分的金色原野。当时的我依然认为我的离婚进展顺利，尽管我跟我先生为了让彼此冷静下来而没在夏天谈它。不管怎么说，在这样的幸福当中，不去想到失败的婚姻是很容易的事。然后，那个夏天（亦称“苟安时期”）结束了。

二〇〇一年九月九日，我跟我先生最后一次面对面——这时的我们尚未意识到此后的每次会面都不得不请律师介入调解。我们在餐馆吃晚饭。我试着谈我们的分居，却只是争吵。他告诉我，我是骗子、叛徒，他恨我，再也不想跟我说话。过了两天，我在苦恼难眠的一夜后醒来，发现两架遭劫持的客机撞上城里的两栋最高的大楼，曾立于不败的一切，如今成为一堆冒烟的废墟。我打电话给我先生，确定他安然无恙，我们一同为这起灾难痛哭，但我没去见他。那个星期，每个纽约人都放下仇恨，对眼前更大的悲剧表达尊重，而我却依然没去找我先生。于是我们两人知道，一切都已结束。

接下来的四个月我没再睡过，这说法并不夸张。

我以为之前我已粉身碎骨，但现在，好像是为了配合整个世界的倒塌，我的生活真正彻底粉碎了。如今想起我和大卫一同生活的那几个月里——在“9·11”事件以及我和我先生分居之后——所加之于他的一切，不由得使我摇头叹息。可以想象，在与我独处时，当他发现他所见过的最快乐、最有自信的女人竟然充满无底的哀伤，他是多么吃惊。我又一次哭个不停。此时他开始退却，这也让我看见我那热情浪漫的英雄的另一面——孤独如浪人一般，冷静沉着，比一头美国野牛更需要个人空间的大卫。

大卫突然间撤离感情，即使在最佳状况下，对我可能也是一大灾难，这还要考虑到我必须是世界上最乐观的生物（像是金色猎犬和北极鹅的混合物），但现在我却是在最糟的状况下。我失魂落魄，只想依赖，比被人抱在怀里的三胞胎早产儿更需要关爱。他的退缩只能让我更需要他，而我的需要只是更促成他的退缩。不久，他在我哀求的炮火下撤退而去：“你要去哪里？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事实上，我已对大卫上了瘾（我自我辩护的说法是，这都是他这个有致命魅力的男人一手培育而成的），而如今他的注意力动摇，我便遭受了可以预见的后果。上瘾是每一个以迷恋为基础的爱情故事所具有的特征。一开始，你的爱慕对象给你一剂令人陶醉的迷幻药，你从不敢承认需要它——一剂强有力的爱情兴奋剂。不久，你开始渴望那种全副心思的关照，就像任何毒瘾者如饥似渴的药瘾来袭一样。不给药时，你会立即病倒、发狂、衰竭（更甭说对最初鼓励这种瘾头、而今拒绝再交出好东西的毒枭的愤慨——尽管你知道他把药藏到什么地方，但还是觉得他可恶至极，因为他从前是免费奉送给你的）。下一阶段，骨瘦如柴的你在角落里发抖，只能确定自己只要能再拥有一次“那个东西”，即使出卖灵魂或抢夺邻居亦在所不惜。同时，你的爱慕对象逐渐对你感到厌恶，他看着你就像看一个陌生人，可事实上你却是他曾热爱过的人。令人感到讽刺的是，你很难责怪他。我是说，瞧瞧你自己吧。你一塌糊涂，教人泄气，连自己也认不出自己来。于是，你达到了迷恋的终点——残酷无情地自贬。

今天我之所以能够平心静气地写下这些文字，都足以证明时间的治愈力，因为当事情发生时，我并未能接受事实。在婚姻失败、城市遭受恐怖袭击后，在难看的离婚当中（我的朋友布赖恩称此种生命经验为“连续两年，每天出一场悲惨车祸”），又失去了大卫……唉，这实在令人难以承受。

大卫和我在白天继续过我们的和乐日子，然而夜晚时分，躺在他的床上，我成了核冬天的唯一幸存者，而他显然一天一天正离我远去，仿佛我患上了传染病。我逐渐恐惧夜晚，仿佛夜晚是施刑者的囚牢。我躺在大卫漂亮却遥不可及的熟睡躯体身边，卷入一阵寂寞的恐慌并有了精心策划自杀的念头。我的身体的每个部位都令我疼痛。我觉得自己像某种原始的弹簧机器，绷得比建造时的承受度还紧，即将爆裂开来，对站在附近的任何人都会造成严重的危害。我想象自己的器官飞出自己的躯体，只为了逃避内心猛烈的悲哀。大多数早晨，当大卫醒来时，多半发现我在他床边的地板上断断续续地睡着觉，缩在一堆浴室毛巾上，像一条狗。“又怎么回事？”他问——又一个被我搞得精疲力竭的男人。

我想，在那段时期，我大约瘦了三十磅。6

但那几年也并非全是坏事……

因为当神把门往你脸上摔的时候，也会打开一盒女童军饼干（管它谚语怎么说）；在这些哀伤的阴影之中，我也遇到一些美妙的事情。首先，我终于开始学意大利语；此外，我找到一位印度精神导师；最后，一位老药师邀我去印尼同住。

让我依序说明。

首先，我在2002年初搬离大卫家，这辈子头一次找到属于自己的公寓时，情况开始稍有好转。但我付不起租金，因为我仍在支付郊区大房子的贷款，虽然房子里已无人居住，可是我先生不许我卖掉，此外还有诉讼费和咨询费……但拥有自己的公寓对我的存活至关重要。这公寓就像我的疗养院，一间使我康复的收容所。我把墙壁粉刷成我能找到的最温暖的颜色，每个礼拜给自己买花，仿佛去医院探望自己。我的姐姐送我一个热水袋当乔迁礼物（让我无须独自睡在冷冰冰的床上），让我每天晚上搁在心口上，好比护士照料在运动中受伤的伤员。

大卫和我永远地分手了。或许也没有。如今已记不清那几个月来，我们分分合合多少次。但出现一种模式：我离开大卫，找回自己的力量和信心，而之后（他向来被我的力量和信心所吸引）他对我的热情又重新燃起。我们慎重、清醒而明智地讨论“再试一次”，总是实行某种合情合理的新计划，减少彼此明显的不相容处。我们努力解决这件事。因为两个如此相爱的人最后怎么可能不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呢？非行得通不可，不是吗？我们怀着新希望重聚，共享几天欣喜若狂的日子。有时甚至几个星期。然而最终，大卫再一次退避，于是我又一次缠住他（或者我先缠住他，于是他避开我——我们从来搞不清楚这些是怎么引起的），然后我又一次被摧毁。最后他离我而去。

大卫是我的猫草，我的U型锁。

但是在我们分开期间，尽管艰难，我却学着独自生活。而此种经验带来了新兴的内在变化。我开始感觉到——尽管我的生活仍像是假日交通时段的高速公路上的连环车祸——我正颤颤巍巍地逐渐成为自治的个体。当我对我的离婚不再有自杀的念头时，当我对我和大卫之间的事件也不再有自杀的想法时，我居然对出现在生命中的时间和空间感到欢喜，让我得以在其中自问“小莉，你想做什么”这个全新的问题。

在大多数时候（我仍对自己逃出婚姻感到心神不安），我根本不敢问自己这个问题，只是私底下激动地发现其存在。而当我终于开始回答时，我十分谨慎。我只容许自己表达初级的需要。像是：

我想上瑜伽课。

我想离开这场派对，早点回家读小说。

我想给自己买新铅笔盒。

还有一个屡试不爽的奇特回答：

我想学意大利语。

多年来，我一直希望能讲意大利语——这语言的美让我觉得更甚于玫瑰——但我从来找不到实际的理由去学。何不去温习多年前学过的法语或俄语？或者学西班牙语，这更能帮助我和成千上万的美国同胞沟通？学意大利语干吗？又不是要移居那里。不如学手风琴实际些。但为什么每件事都必须是实用的？多年来，我一直是个勤勉的小兵——上班总是准时完成工作，照顾我的亲人、我的牙龈、我的信用纪录，投票等。难道我这辈子只是关乎尽到责任吗？在这黑暗的失落期，我还需要什么正当理由去学意大利语，除了这是我此刻所能想到的能给自己带来快乐的唯一事情？而无论如何，想学习语言也不是什么罪不可赦的目标。这又不是像三十二岁的人说：“我要成为纽约市立芭蕾舞团的首席女主角。”学习语言，是你真正做得到的事情，于是我报名参加某推广教育（亦称离婚女子夜校）的课程。我的朋友们觉得这很有趣。我的朋友尼克问：“你干吗学意大利语？是不是为了——万一意大利再次侵犯埃塞俄比亚，而且这回成功的话——你可以夸说你懂得这两个国家的语言？”

但我喜欢得很。意大利语中的每个字对我来说都是歌唱的鸟儿、魔术、松露。下课后，我冒雨回家，放热水，躺在泡泡浴缸中高声朗诵意大利词典，暂时忘却离婚压力和头疼。那些词语使我欢笑。我开始把我的手机叫作“il mio telefonino（我的迷你电话机）”。我成了那些老是说“Ciao（再见）！”的讨厌鬼之一。只不过我还是超级讨厌鬼，因为我总是跟人说明该字的字源。（倘若你一定要知道的话，这是从中古世纪威尼斯人亲密问候的用语“Sono il suo schiavo！”缩写而成。意思是：“我是您的奴隶！”）光讲这些字，就使我觉得又性感又快乐。我的离婚律师叫我用不着担心，她说她有个客户（韩裔）在不愉快的离婚后，把名字正式改为意大利名，只为了让自己再一次觉得性感而快乐。

或许最终我会搬去意大利……7

这段时期发生了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新获得的灵修体验。这当然是借助于介入我生命的一位印度导师——这我永远得感谢大卫。第一次去大卫的公寓，我就见到了导师的面。我多少有点同时爱上他们俩。我走进大卫的公寓，看见衣柜上的相片，是个光彩夺目的印度女子，我问：“她是谁？”

他说：“是我的精神导师。”

我的心怦怦跳，绊了一下，扑倒在地。然后我的心站起来，拍拍身子，深呼吸，宣告：“我要一位精神导师。”我确切的意思是，我的心透过我的嘴巴这么说。我奇妙地感觉自身一分为二，我的大脑离开我的身体片刻，吃惊地绕到心的面前，问道：“你确定？”“是的，”我的心答道，“我确定。”

然后我的大脑问我的心，带着点挖苦的语气：“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已知道答案：从浴室地板的那天晚上开始的。

天啊，我要一位精神导师。我立即开始想象有个精神导师会怎么样。我想象着这位光彩夺目的印度女子每个礼拜会有几个晚上到我的公寓来，我们坐着喝茶，谈论神灵，她让我阅读作业，解释我在冥想时刻感受到的奇异知觉是何意义……

在大卫告知我这名女子的国际地位时（她的学生成千上万，但许多人都未曾亲眼见过她），这些幻想立即一扫而光。不过，他说，纽约这儿每周二有个聚会，让导师的追随者聚在一起沉思吟诵。大卫说：“倘若跟几百人一起在房间里用梵语吟诵神的名字不会吓着你的话，哪天就过来看看吧。”

隔周的礼拜二晚上，我跟他去了。这些看上去很正常的人士在歌颂神，这并未把我吓着，反而让我觉得自己的灵魂随着吟唱轻盈飘升。那天晚上我走回家时，感觉空气穿透我，好似我是一条在晾衣绳上迎风飘扬的干净的亚麻布，好似纽约本身成了纸绢做成的城市——使我轻盈地跑过每一户人家的屋顶。我开始在每周二前去吟诵，我开始每天早晨沉思导师发给每个学生的古梵语经文〔庄严的“唵南嘛湿婆耶”（Om Namah Shivaya），意思是“我敬重内心的神灵”〕。而后我第一次聆听导师亲自讲道，她说的话使我全身发麻，甚至传到我脸上的皮肤里。而当我得知她在印度有个道场时，我知道我得尽快去那儿才行。8

不过，我同时得去一趟印尼。

又是一个杂志社指派的工作。正当我为自己的崩溃和寂寞自怜自艾、被关在“离婚战俘营”的时候，一位女性杂志编辑询问能否出钱派我去巴厘岛写一篇有关瑜伽假期的文章。我用一连串与“豌豆是绿色的吗？”“詹姆斯·布朗会跪着唱歌吗？”之类明知故问的问题回问她。我抵达巴厘岛（简而言之，一个很好的地方）时，举办瑜伽营的老师问我们：“你们在这里的时候，有没有人想去拜访一位传承到第九代的巴厘药师？”（又一个明显用不着回答的问题。）于是一天晚上，我们全部去了他家。

到了那里我们才发现，药师是个瘦小、眼神欢乐、皮肤赤褐色的老家伙，几乎没有牙齿，说他各方面都像《星际大战》里的尤达并不夸张。他名叫赖爷（Ketut Liyer），讲一口零零碎碎、很具娱乐效果的英语，若碰上说不出哪个字的时候，则有翻译帮忙。

我们的瑜伽老师事先已告诉我们，每个人可以向药师提一个问题，他会尽力帮我们解决。我考虑了好几天该问他什么。我最初的想法很没用：“能不能让我先生同意离婚？ ”“能不能让大卫再一次迷恋我？”我真该为这些想法感到羞愧。有谁大老远跑来印尼见一位老药师，只为了要他调解情感问题？

因此当老人亲自问我，我想要什么，我找到了其他更真诚的话语。“我想要和神有终身的体验，”我告诉他，“有时我觉得自己了解这世界的神灵，然后却因为一些小小的欲望和恐惧而分心，于是丧失了他。我想一直与神同在，但我不想出家，或完全放弃世俗享乐。我想学习如何活在世上享受生活的乐趣，却同时能为神奉献。”

赖爷说他能用一张图片回答我的问题。他给我看一张某回他静坐时画下的草图。图上画了个雌雄同体的人，合拢双手，站着祈祷。但此人有四条腿，没有头，原本是脑袋的地方，只有蔓生的花叶，一张微笑的小脸画在心脏处。“想找到你要的平衡，”赖爷通过翻译对我说，“你必须变成这样。你必须坚定地踩在地上，就像你有四条腿，而不是两条。这样才可能待在世上。但你不能透过脑袋看世界，而要透过心去看才成。这样才可能了解神。”

而后他问我能否看看我的手相。我让他看左手，而后他将我两只手都拼起来，就像拼拼图那样。“你是个世界的旅人。”他开始说。

这我认为未免也太明显了吧，毕竟我当时就在印尼，但我没怎么在乎这一点。“你是我碰到过的最幸运的人。你活得很久，有许多朋友和许多经验，你能看到整个世界。你的生命只有一个问题。你过分焦虑，总是太情绪化，太紧张。假如我要你相信，生活中永远没必要去担忧任何事情，你信不信？”

我紧张不安地点点头，但并不相信。“工作上，你是搞创作的，类似艺术家，工作让你赚了不少钱。你的工作永远能让你挣不少钱。你对钱很大方，或许太过大方。另一个问题是，你这一生当中，有一次会失去所有的钱。我想可能再过不久就要发生。”“我想可能未来六到十个月内会发生。”我说，心里想的是离婚。

赖爷点点头，仿佛在说：“没错，八九不离十。”“但用不着担心，”他说，“损失所有的钱财后，你会再拿回来。你立刻就会变得很好的。你这辈子会有两次婚姻。一短，一长。你会有两个孩子……”

我在等他说“一矮，一高”，但他却突然沉默下来，看着我的手掌皱起眉头。然后他说：“怪了……”你可不想听你的手相师或牙医师这么说。他要我移到悬挂的灯泡底下，让他看个仔细。“我错了，”他说道，“你只会有一个孩子。晚年的时候，是女儿。或许吧，假如你决定……还有另一件事。”他皱着眉，然后抬起头，突然非常肯定地说，“不久之后，你会回到巴厘岛这儿。你不得不。你在这里会待上三四个月，成为我的朋友。或许你会跟我的家人住在这里。我能跟你学英语。我从没跟任何人练习过英语。我想你很擅长文字。我猜你的工作和文字有关，是吗？”“是的！”我说，“我是作家。我写书！”“你是纽约来的作家，”他同意、认可地说道，“所以你会回巴厘岛来，住在这里，教我英文。我也会把我知道的一切教给你。”

而后他站了起来，拂了拂双手，像是在说：“就这么说定了。”

我说：“您若不是开玩笑，大师，我可当真了。”

他以无牙的微笑望着我，说：“回头见。”9

我是那种当一位第九代巴厘药师跟你说你注定要搬到巴厘岛跟他住四个月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应当尽力而为的人。最终，我这一年的整个旅行想法都因此开始瓦解。我必须让自己再回到巴厘岛才行，而这回我用的是自己的钱，这很明显。尽管考虑到我当时杂乱失常的生活，我无法想象自己应该怎么做，不仅要解决一场昂贵的离婚以及大卫的问题，还有一份不容许我一次性离开三四个月的杂志社工作。但是我“必须”回到那里。不是吗？他不是已做出了预言？不过问题是，我也想去印度，去拜访印度导师的道场，而去印度也同样是件花钱、花时间的事情。更为难的是，我最近想去意大利想得要命，除了可以实地练习讲意大利语外，我还渴望在一个崇尚享乐与美的国家住上一阵子。

这些渴望似乎互相抵触，尤其是意大利和印度的矛盾。什么比较重要？想在威尼斯吃小牛肉的我？或者黎明前在朴素的道场中起身、开始整天静坐祷告的我？伟大的苏菲主义者鲁米曾叫他的学生们写下他们人生中最想要的三件事，假若清单中的任何项目与其他项目发生冲突，鲁米就会告诫说这样注定不快乐。过单一目标的生活比较好，他如此教导学生们。那如果要在极端中过协调的生活，会怎么样呢？如果说，你能创造一种辽阔的生活，有办法把看似不协调的对立物整合成一种无所不包的世界观，那又如何？我的理念正是我告诉巴厘药师的话——我想同时体验两者。我要世俗享乐，也要神圣的超越——人类生活的双重荣耀。我要希腊人所谓的“kalos kai agathos”，即善与美合二为一。在过去痛苦的几年间，我失去了两者，因为欢乐与虔诚都需要在没有压力的空间中才能茁壮成长，而我却生活在一个充满无止境的焦虑的垃圾压缩机当中。至于如何在享乐的需要以及对虔诚的渴望之间求取平衡……这个嘛，总有方法学到诀窍。从我在巴厘岛的短暂居留看来，我似乎可以从巴厘人，甚至药师本人身上学到这点。

四脚着地，枝叶蔓生的脑袋，通过心看世界……

于是我决定不再选择意大利、印度或印尼。最后我只好承认，我通通都想去。每个地方待四个月，总共一年。当然，这个梦想比“我想给自己买新铅笔盒”稍有企图心，但这是我的愿望。我知道我想写下这些过程，倒不是为了彻底探索这些国家本身，这我已经做过，而是去彻底探索自己处在每个国家当中的自我面貌，因为这些国家在传统习惯上把那件事做得很好。我要在意大利探索享乐的艺术，在印度探索虔诚的艺术，在印尼探索平衡二者的艺术。承认了这个梦想后，我才留意到令人愉快的巧合：这些国家都是以字母“I”起头，似乎蹊跷地预示了自我发现的旅程。

请各位试想，这念头为我那些自作聪明的朋友提供了多少嘲弄我的机会。我要去三个以“I”开头的国家，是吗？那为何不在这一年去伊朗（Iran）、科特迪瓦（Ivory Coast）和冰岛（Iceland）呢？甚至这样更好——何不去朝拜大纽约地区的艾斯利普（Islip）、I-95公路和宜家（IKea）？我的朋友苏珊建议我成立一个非营利救济组织，名叫“无国界离婚人士”。但这些玩笑都处于假设阶段，因为我仍没有去任何地方的自由。那场离婚——在我从婚姻出走过后许久——尚未发生。我开始不得不向我先生施加法律压力；我从恐怖的离婚噩梦中使出可怕的手段，比方说送交文件，写恶毒的法律控诉（纽约州法律的要求），控诉他有所谓的精神虐待——这些文件没有斟酌的余地，也无从告诉法官：“嘿，听着，这真的是一段复杂的关系，我也犯过许多大错，很抱歉，但我只想获准离去。”（在此，我停下来为我温文儒雅的读者们祷告：但愿你们永远无须在纽约办离婚。）

二〇〇三年春天，事情来到了决定性的时刻。在我离开一年半后，我先生终于准备讨论和解条件。是的，他要现金、房子和曼哈顿的租约——我在整段沟通期间提出的所有东西，但他还要我从未考虑过的东西（我在结婚期间写作的书的部分版税，未来可能改编成电影的我的作品的部分版税，我一部分的退休基金，等等），这使我终于不得不提出抗议。我们彼此的律师进行了数个月的谈判，某种妥协缓缓地浮上台面，我先生看来可能会接受经过修正的协议。我将付出高昂的代价，但是打官司肯定更花钱、更花时间，更别说对灵魂的腐蚀了。如果他签了协定，我只需要付钱走人，这现在对我来说并非不可能。我们的关系如今已彻底摧毁，甚至已撕破脸，我只想夺门而出。

问题是——他会不会签字？他对更多的细节提出了异议，于是几个月又过去了。如果他不同意和解，我们就得上法庭。上法庭几乎等于把每一分钱都浪费在诉讼费上；更糟的是，这意味着我将又要有至少一年以上的时间一塌糊涂。因此，我另一年的人生都将取决于我先生做的决定（当时他毕竟还是我的丈夫）。到底我是会独自去意大利、印度和印尼旅行，还是在预审期间待在法院的地下室里接受盘问呢？

我每天打十四通电话给我的律师——“有没有任何消息？”——每天她都向我保证她会尽力而为，如果对方签了协议，她会马上给我打电话。这段时期我所感受到的紧张，就像介于等着被叫进校长办公室与等待组织切片检查结果之间一样。我很想保持镇静，如入禅修之境，但我并未做到。有几个晚上，我在愤怒当中拿着垒球棒猛捶沙发。而大多数时候，我只是万分消极。

同时，大卫和我又一次分手。这回似乎是彻底结束，或者不然——我们没办法完全放下。我依然经常有股欲望，想牺牲一切去爱他。但有时，我的直觉却恰恰相反——得与这男人保持十万八千里的距离，只希望找到安详与快乐。

如今我的脸上出现了皱纹，哭泣与烦恼在我的眉心刻下了永久的切口。

在发生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我几年前写的一本书以平装本出版，我必须进行巡回宣传。我的朋友伊娃伴我同行。伊娃跟我年纪相当，却是在黎巴嫩的贝鲁特长大的。也就是说，当我在康涅狄格州的中学进行体育活动、参加音乐剧试演的时候，她则一个礼拜有五天晚上躲在防空洞里免于一死。我不晓得早期接触暴力的经验是怎样塑造出如今这般镇定的伊娃的，但她是我认识的最冷静的人之一。此外，她拥有我称之为“拨往宇宙的手机”，某种伊娃专属、昼夜不休的特殊通神频道。

我们开车经过堪萨斯，这时我仍处在对离婚协议感到紧张不安的常态之中——“他会不会签字？”——然后我告诉伊娃：“我想我没办法再多忍受一年官司。我希望有神力帮助。我真想写一封请愿书给神，请他让这件事有个了结。”“那为何不这么做？”

我向伊娃说明我个人对祈祷的看法。亦即，为特定的事向神请愿使我觉得别扭，因为我感觉这种信仰很软弱。我不喜欢要求：“能不能请你改变我生活中的困境？”因为——谁知道？——神要我面对特殊的挑战或许有他的理由。我宁愿祈祷他给我勇气，沉着地面对生活中发生的任何事，无论结果如何。

伊娃客气地听着，然后问道：“你这个笨想法是从哪儿来的？”“怎么说？”“你怎么会觉得你不该用祈祷向宇宙请愿？你是宇宙的‘一部分’，小莉。你是当中的成员——你有权参与宇宙的行动，吐露你的感觉。所以，把你的想法放到一边去吧，提出你的论点。相信我——至少它会被列入考虑。”“真的？”这可是我头一遭听说。“真的！听着——如果此时此刻向神请愿，你会怎么说？”

我想了一会儿，而后抽出一本笔记本，写下这封请愿书：亲爱的神：

请帮我了结这次的离婚事件。我先生和我的婚姻没能成功，而如今我们的离婚也没能成功。不愉快的离婚过程给我们与关心我们的每个人都带来了痛苦。

我知道你还有比调解一对不和谐夫妻更重要的事要忙：战争、悲剧、更大规模的冲突。但据我了解，地球上每个人的健康都影响着地球的健康。即使只是两个人陷于冲突，整个世界也会受到污染。同样的，即便是一两个人得以摆脱混乱，也会增进整个世界的整体健康，一如身体内的几个健康细胞就可以增进全身的健康状况一般。

这是我谦卑的期盼，求你协助我们结束冲突，多让两个人有自由健康的机会，让这个已经受苦太多的世界再减少一点敌意和怨恨。

感谢你的关照。伊丽莎白·吉尔伯特　敬上

我念给伊娃听，她点头表示同意。“让我签个名吧。”她说。

我递给她请愿信和笔，但她忙着开车，于是她说：“不，就说我刚签了名，在心里签的。”“谢谢你，伊娃。谢谢你的支持。”“还有谁会签名？”她问。“我的家人，我父母，我姐姐。”“好，”她说，“他们刚刚签过了。把他们的名字加上去。我真的感觉到他们签了名。现在他们已在名单上了。好——还有谁会签？开始指名道姓吧。”

于是我开始说出那些可能会签这封请愿信的人名。我点到了我的每个好友，接着是几个亲人和同事。我报出每个名字后，伊娃便会胸有成竹地说“对，他刚签了”或是“她刚签了名”。有时她会突然加入自己的人来签名，像是：“我父母刚刚签了名。他们在战时养儿育女，厌恶没有意义的冲突，他们会很高兴看见你的离婚协议有个了结。”

我闭上眼睛，等待更多名字来临。“我想克林顿夫妇刚刚签了名。”我说。“我相信，”她说，“听着，小莉——任何人都能签署这份请愿书。你懂吗？号召任何人，活着或死去的人，开始征集签名。”“圣方济各刚签了名！”“当然啦！”伊娃信心满满地伸手拍方向盘。

我开始编造：“林肯刚刚签了名！还有甘地、曼德拉以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罗斯福夫人、特雷莎修女、博诺、前总统卡特、阿里、杰基·罗宾森……还有我一九八四年过世的祖母，以及还在世的外祖母……还有教我意大利语的老师、我的治疗师、我的经纪人……还有马丁·路德和凯瑟琳·赫本……还有马丁·斯科塞斯（你或许想不到，但他仍是个很不错的人）……当然还有我的印度精神导师……还有乔安妮·伍德沃德、圣女贞德、卡朋特小姐、我小学四年级的导师，还有吉姆·亨森……”

一个又一个名字从我嘴里奔泻出来，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不停地脱口而出。我们开车横越堪萨斯，我的和平请愿书延展成看不见的一页页支持名单。伊娃持续确认——“没错，他签了名；没错，她签了名”——我逐渐充满一股被保护的感觉，四周环绕着许多伟人的集体善意。名单终于慢慢结束，我的焦虑也随之减缓。我开始昏昏欲睡。伊娃说：“睡一下吧，我会小心开车的。”我闭上眼睛，最后一个名字冒出来：“迈克尔·丁·福克斯刚刚签了。”我喃喃自语，而后进入梦乡。我不知道睡了多久，或许只睡了十分钟，却睡得很熟。我醒来的时候，伊娃仍在开车，她正自个儿哼着小曲。我打了个哈欠。

我的手机响了起来。

我看着我那疯狂的“迷你电话机”在车上的烟灰缸里兴奋地振动。小睡让我还有点精神恍惚、迷迷糊糊，突然记不得电话如何运作。“去啊，”伊娃说，仿佛已经晓得怎么回事，“接电话吧。”

我拿起电话，低声说：“喂”。“好消息！”我的律师从遥远的纽约通知我，“他刚刚签了！”10

数星期后，我已经住在了意大利。

我已辞去工作，付清离婚财产和律师费，我放弃了我的房子，放弃了我的公寓，把仅剩的家当存放在我姐姐家里，收拾了两箱行李。我的旅行之年已经展开。而我之所以负担得起这一年的旅行经费，是因为一个令人惊讶的奇迹：我的出版社预先买下了我即将写作的游记。换句话说，结果如同印尼的巴厘药师所预料的一般。我损失了所有的钱，可钱却又立即被归还给了我——至少够我一年的生活。

因此我现在是罗马的居民。我找到一栋历史建筑里的小套房公寓，和西班牙阶梯相隔短短的几条街，被博尔盖塞花园典雅的阴影所笼罩，就在人民广场街上，古罗马人从前在这广场上举办战车比赛。当然，这地区不像从前住的纽约的家那样具有恣意扩展的气派，可以眺望林肯隧道，但是……

这已足够。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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